狗伤人,没有证据,法院判饲养者巨额赔偿--徐晓峰律师

 

 

北京市东友律师事务所民事业务

徐晓峰律师

 

【案情简介】

接到电话,被告知自己家狗伤人

2015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居住在北京某小区的陈女士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自己和陈女士是一个小区的业主徐女士。徐女士称自己在早上遛弯,道经陈女士家门口时,被陈女士家养的狗冲出来扑倒了,并已经住进医院治疗。陈女士当时正在外出,一听到自己家狗把别人弄伤了,二话没说就赶到医院去探望徐女士。陈女士到达医院后,看到徐女士手肘受伤,当时在场的除徐女士外,还有徐女士的家属。徐女士和家属向陈女士陈述说,陈女士家的狗把她给扑倒了,整个过程小区物业保安都看到了。陈女士当即表示说,既然是自己家狗弄的,那该赔的肯定要赔,并且当即拿了5000元出来给徐女士,让其先好好看病,顺便买点补品增加营养。

 

事后核实,竟发现无人知晓

陈女士回家后,找到物业工作保安,想了解当时的事发情况,没想到物业人员的说法却和徐女士的说法大相径庭。物业人员说,事发后徐女士家属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接到电话后才赶到了现场,徐女士不仅给小区物业打了电话,还报了警,后来警察来了,徐女士家属带着警察和物业人员还进了陈女士家院子。但是当陈女士问事发时是否有人在场时,物业人员却说没有人在场,没有人真正看到了事发的经过,所谓的事发经过都是听徐女士和她家属说的。这与徐女士所说的所有人都看到了事发经过的讲述完全矛盾。

 

事觉蹊跷,找对方质询,反遭对方无理取闹

陈女士认为此事蹊跷,遂主动提出让徐女士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希望可以通过法院查明是否是自己家的狗把对方弄伤,以明确自己是否应当担责。陈女士将相关想法传达给对方后,没想到却遭到对方一顿指责,徐女士说:“我又不会讹你,不是你家狗弄的,我能找你么?做人不能这么没有素质!”但是当陈女士问“为什么明明除了你之外没有人看到,你们却说物业保安都看到了”后,徐女士却无言以对。

 

伤者起诉,没有直接证据指向,法院直接推定“狗伤人”

后徐女士将陈女士告到了法院,要求对方赔偿身体伤害的相关损失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徐女士提交了小区的一段监控录像以证明事发经过,但是监控录像中根本看不到事发时的情况。经双方举证质证,最终可以确定的事实为:事发当时陈女士家的狗没有拴链子,同时院门开着,狗可以自由出入;徐女士在陈女士家附近摔倒;事后物业人员和警察到场处理;陈女士为徐女士支付了5000元用于治疗。


法院依据上述事实,认为徐女士被陈女士家的狗扑倒存在高度可能性,最终判决让陈女士承担20余万的赔偿责任!

 

【律师分析】

一、法官的主观心证是法院审判案件的重要依据

不是任何案件,原告都能找到完美无瑕的证据;也不是任何的案件,在原告方证据不足时,法院都毫不留情的予以驳回。当原告方提供的证据,说充足又不充足,说不充足又能大致证明案情事实,处于所谓的“模棱两可”的状态时,一项重要的依据就成为了法官审判断案的标准:高度盖然性的主观判断

 

二、高度盖然性是法官根据现有证据,结合生活常识的主观推理

所谓的“高度盖然性”,是指虽然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待证事实”,但是结合当事人的主观陈述和自身对生活经验的理解,只要主观地认为“待证事实”有较大可能是真实的,那么法官就可以依职权将“待证事实”判定为“真实事实”。高度盖然性的推断,实际上是法官利用自己的道德评判标准、生活经验理解,在认定“可能存在的事实上”的适用。

 

三、基于“高度盖然”的主观性,法官必须严格控制主观尺度

笔者认为,在“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适度地适用主观经验,对于处理案件确实可以起到促进作用。但是这种适用,必须要有限度,有相对严格的适用标准,否则可能就会起到负面作用。

 

就本案而言,显然法官适用了如下三个推断:其一,“徐女士摔倒了,而陈女士家的狗没拴链子,所以徐女士的摔倒就是陈女士家狗给扑倒的”;其二,“陈女士为徐女士提供了医药费,所以就是陈女士家的狗的责任”;其三,“要不是陈女士家狗给弄伤的,徐女士不会找陈女士索赔”。细细揣摩,上述推断却均存在不严谨之处:


第一个推断中,“狗没栓链子”与“狗扑人”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事实概念。笔者认为,认定“狗扑人”至少需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其一,狗和人要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现场;其二,狗扑了人;其三,人因为狗扑而摔倒受伤。“狗没栓链子”只能说明事发时狗可能出现在事发现场。至于狗是不是真的出现在事发现场,是不是扑了徐女士,徐女士是不是因为狗的扑而摔倒,无从考证。而这些仅仅依靠“狗没栓链子”就直接推断认定“狗扑人”存在高度可能性,笔者认为明显有些牵强。

 

而第二个推断和第三个推断,则更是直接加入了法官对于善恶是非的主观道德评价。法官的推断其实是基于人性本善的价值观,显然法官认为,如果不是陈女士家狗弄的,陈女士不会主动就掏钱;要不是陈女士家狗给弄伤的,徐女士不会找陈女士索赔。但是本案的具体情况却是,事发时陈女士并不在场,并没有看到是不是真实存在狗扑人的事实,所有的事实都是听徐女士说的,她掏医药费的行为基础,其实是徐女士的主观陈述,陈女士本人其实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她家狗造成的损害。同时,参照目前的社会现状,欺骗、讹诈案件比比皆是,怎么就能够当然地排除“徐女士自己摔倒,而刚好看到陈女士家的狗在一旁,而一口咬定陈女士家的狗把自己扑倒”的可能性?如果本案换作一名崇尚“人性本恶”道德标准的法官,那会不会就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另外一种结果?


笔者并非抨击现行高度盖然的认定制度是否存在弊端,但是本案中,如果陈女士真的是被冤枉的,这巨额的赔偿又会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她对于中国法制的信心又会降低多少?就上文阐述的类似案件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如之前引起全国大讨论的“扶不扶”类型的案件,难道就因为扶助人提供了扶助行为,而摔倒的人一口咬定扶助人就是侵权人,就可以直接认定扶助人就是侵权人吗?显然是不能让人信服的,这也是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

 

四、引入社会评判机制,降低高度盖然的评判风险

笔者认为,对于需要适用高度盖然性的案件类型,仅靠一名或几名法官的综合评议并不能确保案件结果的相对客观公正。如果可以引入第三方的社会评价机构,对“待证事实”首先进行评议,再将其评议结果作为法官认定事实的参考依据,法官以此再做出最终认定,那么将大大降低可能因法官主观因素干扰案件的概率,进一步实现案件结果的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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